〈二二得五的日子〉劉紹銘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四》的譯者董樂山先生介紹這本小說時有言：「如果說，我們今天讀來覺得書中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有幸沒變成事實的話，那麼這並不是說將來就不會出現。我們最好還是把它看作一九九四年或更遠一些未來可能出現的危險，而有所警惕。」

我自己翻譯《一九八四》時，大陸尚沒有此書的全譯本出現。董先生的翻譯一九八八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只印行了四百二十冊。看樣子，他擔心的事還沒有發生。就拿戈爾巴喬夫的近況來說好了。這位當年大力推動「改革開放」的前蘇共總書記居然靜悄悄的搖身變為法國超級名牌 LV的代言人，照片登在《 Newsweek》的底頁。今天莫斯科和北京的街頭，再看不見衣着千篇一律的「藍螞蟻」。即使老大哥再生，也不容易強迫「走資」毒已深的紅男綠女走回頭路。

但「不容易」並非「不可能」，這也是董樂山要國人「有所警惕」的原因。年輕一輩的讀者，只要翻開《一九八四》，就會明白為什麼生命可以如此痛苦。在大洋邦中，人可粗分兩大類。借用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用的名詞，一是 Alpha Plus Intellectuals(API)，可稱「極品高知」。一是 Epsilon Minus Morons(EMM)，「超級白痴」。在大洋邦，堪可比擬 API品種的是「內黨」和「外黨」的成員，人數極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是「普理」，取自英語 proletariat的頭兩個音節。依他們的智商和工作性質來看，他們是 EMM。

主角溫斯頓在大洋邦政府機構做事，職責是改寫歷史，理所當然是 API族類。大洋邦宣示「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役、無知是力量」為立國之本。對溫斯頓這種受過傳統教育的 API說來，這無疑是對自己的信仰最大的侮辱。雖然為了工作他不得不事事言聽計從，晚上回到家，就冒險把心裏的話在日記上寫下來。他要把「自由就是說二加二等於四」這個真理留給後世。

他跟愛人朱麗亞的私情和反黨的舉動逃不過老大哥的法眼。特務頭子奧布賴恩拿着他日記裏面的話向他刑求。他竪起四隻指頭問溫斯頓看到多少手指。溫斯頓如實報上。他說眼睛是看東西的，怎可能睜眼說瞎話？經過一次接一次的「電療」刑求後，溫斯頓已不成人形，精神和意志力一起崩潰，再也不敢肯定肉眼所見的確是真相。奧布賴恩對他說：「有時二加二看來等於四，但有時是三，有時是五。有時同時是三四五。你還得努力學習，要清醒不容易。」

溫斯頓痛改前非後，果然清醒了。他相信二加二有時可以是五。如果溫斯頓只是區區「普理」，不會有這種因「思罪」引起的折磨。「普理」是勞動人民。幹粗活後只要有啤酒喝，就與世無爭。政府設有彩券，給他們遙望發財的前景。大洋邦的領導有個口號：「普理和動物都可以為所欲為」。他們這麼放心，因為他們看得準： EMM的資質缺乏造反的潛力。他們的發洩暴力的手段，不外是在酒吧中醉酒鬧事，或因一言不合就對老婆孩子動粗。老大哥的功業是不會毀在這幫人手裏的。

老大哥認識到，思想是動亂之源，文字是思想的「載體」。最正確的思想是無思可想。在大洋邦「新語辭典」中，像「名譽」、「正義」、「道德」、「民主」和「宗教」這些抽象名詞已全部刪除。有些容易引起聯想的字眼如 free，「修正」後只剩下一個解釋：「沒有」。例子： 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這狗身上沒有虱子。因為沒有語言可以表達，抽象的觀念如「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要說也說不出來。活在二二得五的日子，如果像溫斯頓一樣還有舊時殘存的記憶，自會體味到生命為什麼可以如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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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lki很喜歡書中，其中一本就是歐亨利的《1984》，同類型(?)的還有也是歐亨利的《動物農場》，另外一本是雷布萊伯利的《華氏451度》。

最近，因為發生了很多事mylki不時會想起這幾部作品。

「看了一首詩或一篇小說，覺得那位作者，把你生平要說的話，都替你說了。不但替你說了，比你說得更詳盡、更有想像力、更有境界。你激嘆之餘，就把這位素昧平生，但深知我心的作者引為知己。」(〈翻譯與言志〉劉紹銘)這正是文字感人的極致了。(〈《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序〉黃子平)

就是這樣。